◆学校应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核心，让教师意识到新高考对自己的影响，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多样化选择，大中衔接为学生提供了高选择性的培养方案，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适合的路径去发展。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难的在于从“应试教育”到“自主创新”思维的转变。

　　日前，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北京成为继浙江、上海后，第二批开展试点的地区。在不少人看来，北京方案是上海、浙江等省份综合改革试点的延续，承继了试点的思路，总结和汲取了试点的经验。比如，合理引导学生选择分科，避免考生策略性选科目;等级性考试每学年组织1次，安排在每年的6月，避免使学生提前面对高考压力;2020年起，市属高校探索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等。

　　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始终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考试，而“让学生考到适合自己的学校，让高校招到想招的学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目标。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拉开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模式，意在推动教育从“选分”到“选人”“育人”的转变。

　　新高考背景下，怎样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中衔接、贯通培养的实施路径有哪些?综合素质评价逐渐推开，如何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

　　走班制面临的短板该如何解决?

　　盘活存量、提升教师素养是关键

　　新考高改革启动后，聚焦培养自主选择能力，以“3+3”为核心的新高考模式，要求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运作模式要适应学生个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要求，走班制成为必然选择。然而，新变化、新情况也对普通高中师资、管理等方面提出挑战。

　　2017年山东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但早在2004年山东新课改时，已在非高考科目进行了选课走班的探索。

　　“与过去相比，范围扩大了，难度也增加了。”山东省实验中学教务处副主任于永水介绍，目前山东是“3+3”共20种组合，为了充分摸清学生的偏好，从2017年底至今共进行了3次模拟选择，结果很有参考性：东校区739个学生，20种选择都有，最多的组合是“物理+化学+地理”，有130人;而最少的是“政治+历史+地理”，只有11人。

　　“过去硬性捆绑的文科反而选的人最少，而从选择最多的组合来看，现在的孩子明显倾向于理科。”于永水说，这也反映出新高考“以生为本”，对孩子个性、兴趣的尊重。

　　浙江省2014年实施新高考后，“7选3”和英语每年两考，变一考定终身为多项选择。“过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给学生设置了更多路径，有了更多的机会。”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校长蔡小雄说，选课走班之后学生也“有几分欣喜”，同桌多了，交际范围广了，受约束少了，班级里没有了排名，压力小了……

　　“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选课走班是趋势。”苏州第十中学副校长张金说，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进度要求所有的孩子，而是应该把具备相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从这个角度上说，不仅要分，而且要分层分类分项，真正实现“一生一课表”“一生一师”。

　　目前，走班制一般分为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大走班是分层分类分项，语数外分层，‘7选3’分类，非高考科目分项。但在当前的师资配备、空间资源和课程设置下，大走班实施难度大，大多数学校是中走班，即语数外不走班，其他科目走班;而小走班则是指捆绑式教学。”蔡小雄说。

　　在他看来，走班制对学校挑战最大的是师资数量和结构性短缺不足，教师潮汐现象突出。以浙江为例，每年4月“7选3”考完之后，7科教师就可以休息，而语数外教师的工作量陡然加大。再者学生选课偏好差距大，教师的忙闲程度差距大。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实是学校先行，在过程中解决问题。”蔡小雄说，师资从哪里补充，教师培训如何开展，如何平衡教师工作量之间的差距、开展教师评价等，都需要学校自己摸索。

　　作为国培计划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陈维贤认为，相较于扩大增量，盘活现有教师资源更重要，而大多数学校做得并不好。

　　“新高考的变化不仅是招录方式的变化，更是教育教学内涵的变化，但很多教师还是只关注知识没有关注能力，学校还是以迎接考试为主，没有看到新高考带来的课程、教学、学习方式的变革。”陈维贤认为，学校应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素养作为教师培训的核心，让教师意识到新高考对自己的影响，在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

　　“走班制最难实现的是让学生选老师。”蔡小雄说，一个年级总有老师极受学生欢迎，但也总有一两个老师不受学生待见，这场改革最难的就是没办法让学生选老师，如果实现了学生可选老师，教育将是另一片蓝天。

　　事实上，选课走班不仅涉及了空间问题、师资问题，还关系学生怎么分类、选什么课的问题。兴趣与考试成绩，优势特长与大学需求，专业与职业之间并不完全对接。

　　“学生选什么课直接关涉未来的职业生涯，而学生怎么选，则与我们的职业生涯教育密切相关。一是要指导学生选专业，二是告诉学生大学对专业的要求。”张金认为，只有学生“知道职业—体验职业—了解大学需求—结合自身优势”才是选课的基础，否则每一次转专业，甚至就业与专业无关，都是对大学培养的浪费。

　　“现在的选课走班，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很不稳定，特别容易改变主意，更换科目。”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科研室副主任曾德琨说，学生没有体会到学科魅力时，往往是按分数高低选，对学生长远发展不利，因而要把职业规划往前提。

　　对此，复旦附中采取“家长引领+大学老师讲授专业基础课”的方式，把职业规划引进课堂。从高一开始，每学期会邀请几十位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课堂，让学生了解职业;此外，从2017年起，与复旦大学合开30门微课，邀请大学教授对核物理、生物医学等开展通识教育，让学生了解专业发展趋势。

　　“从今年来看，效果不错。2017年学校300多名毕业生，有十分之一报考了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医学院。”在曾德琨看来，家长的亲身经历和医学院教授的讲座，点燃了学生学医、从医的热情。

　　在浙江省衢州二中生涯指导中心主任周旭荣看来，职业生涯规划不仅关涉学生选什么专业、去哪所高校，更关涉学生长远发展。

　　“生涯规划要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不是一群学生。”周旭荣介绍，衢州二中将生涯规划做细，充分利用大数据，“点对点”地为学生提供指导。

　　衢州二中通过收集发布“衢州二中毕业生录取去向”“衢州二中毕业生的高校毕业去向”等数据，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收集、分析毕业生流入较多的50所高校，建立资料库;对每个年级进行“最关心的十个问题”和“家长最关心的十个问题”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根据学生申请情况，2017年送出3批290多人到浙江大学实地考察，18人到武汉大学，12人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面对农业类院校“乏人问津”的情况，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4所高校举办专场推介，500多人次参与。

　　“生涯规划是新高考改革后高中面临的新情况，面临着专职教师不足，课业负担重，课程开发、植入难等问题，目前高中主要是盘活现有资源，要进一步做到实处、看到效果，还在摸索中。”周旭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