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找房子搬行李等注册搞SNCF结束这里的caf银行警察局资料。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小妮子终当有母。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
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中国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中国青年身上消失。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已经成熟的老一辈来说，文革也许只是一个考验，一个锻炼了他们意志的残酷的游戏，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认知能力的青少年也是我们如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们来说，their minds had been seriously damaged (想到了我一度想找她拼命的李少红导演，李阿姨，我不怪你被那个时代撞了脑子，就算红楼梦在你脑子里是本坏书，是封资修遗毒，你犯得着这么多年以后还要翻出来把她糟蹋一番你才心满意足么，你个脑袋被门夹了的，你快去找琼瑶阿姨玩去好吗，拍拍她的剧本，皆大欢喜。何苦来在今天的九零后小弟弟小妹妹们本就不发达的认知能力上再踹上一脚呢！)，而这样的我们的上一辈，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no one can tell.
也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缓慢版本的时代。The worse is we haven\'t anymore faith. 我们丧失了道德，也没有了信仰，剩下的只是生存。在一个狭小阴暗的生活空间里的生活。唯一还清醒着的还有抗争意识的青年大多也只能在网络这个相对宽松的平台上活跃着并被敏感词着。没有了主流社会的支持，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有言说，一个民族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她的人才大量流失。已至“大量”，就不是因为这个民族贫穷或战乱等客观原因了，爱国之士不乏其人，一个民族，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没有了道德与信仰。华罗庚五零年毅然 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为了扶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而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 “我想自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知道这句话还有没有印在今天的语文课本上，就算印着，又有几个中学生能看到心里去。而“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感怒”，又有几人体会到其怒。
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好人不得生存，明理之士人人只求自保，无理之人日日唯思寻乐的社会，汪曾祺的担忧不知几时便会得到验证。
好在他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经历了那个荒谬而血腥的十年之疮，再经历一个缓慢腐烂流脓发臭的时代，我可不想我的汪爷爷受此折磨。他的心，就好像他自己说过的，是脆的。咦，这不就是我爸常用来形容我的一句话， 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你坏透了你。
说真的，老汪同志，我很想你。